专家观点丨刘伟：建党百年中国经济制度演变

建党百年中国经济制度演变

在第二届中国国家制度研究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包括选择的标准、建设的路径、追求的方向和最后评价尺度等，均取决于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经济制度是不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不是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这是认识我们党百年来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探索进程要明确的出发点。在基本方法和历史逻辑上，我们党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探讨，包括理论和实践的探讨、遵循的基本方法、基本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具体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具有怎样的性质，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要求怎样的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应当发生怎样的变革，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制度究竟存在着哪些障碍、哪些制度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否严重约束、限制甚至破坏了、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些阻碍和破坏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经济制度背后又反映了哪些人、哪些阶级的利益要求，或者说落后的生产关系破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究竟代表着哪些阶级的利益。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损害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究竟损害了哪些阶级的利益，损害了哪些人民群众，这个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个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生产关系背后的阶级矛盾、社会的利益矛盾，这个矛盾的性质、矛盾运动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等等。进而，怎样变革这个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关系的革命，或者经济制度的变革，进行这个革命和变革要团结依靠哪些阶级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要争取联合哪些阶级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从而对最突出的、最根本的破坏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力量，或者说是最保守、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阶级展开革命，制定我们相应的革命的方略、方针，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的变革、革命、完善能够逐渐的契合社会生产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客观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探索经济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对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并据此展开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其次，在认识这些矛盾特点基础上，对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我们完成这些主要任务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实现这些主要任务面对的最大的阻力，进而明确革命的对象等等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不同历史阶段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基本纲领。在不同历史阶段，包括革命阶段和建设阶段，基本纲领不仅包括基本经济纲领，还包括政治纲领、文化纲领等等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从经济纲领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我们在一定历史时期要达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路径？而这个路径里最要紧的就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建设和完善。这就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制度的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本逻辑。

从历史进程来看，这个基本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晰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基本经济纲领，我们反对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在经济上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相应的工业经济基础，建立相应的国有制来主导、领导整个国民经济；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进行土改；保护并扶持民族资本发展，支持并不断壮大民族工业，等等。这些可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这个基本经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全体中华儿女的纲领性的口号和总动员令，同时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长期坚持追求的革命目标，即建立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这个基本纲领的确立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所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夺取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纲领，包括它的经济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作为共同纲领确立下来，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即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下来。我们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特点，无论是在过渡时期的方法、路径、政策等各个方面，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上，总体来说体现了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当时客观上讲要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但是基于中国生产力实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变革。例如，在所有制上，除了国有制之外还有大量的集体所有制，再如在计划经济上，除了中央计划经济之外，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又如在按劳分配问题上，虽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有多种方式，并借助商品货币这种市场关系来实现按劳分配，这些都是和马克思经典作家，和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做了艰苦的探索，比较而言，在这一深刻的制度变革历史进程中，我们极大地保护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尽管这一过渡时期在实际上比毛泽东同志最初提出的设想要更快些，但无论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比，还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相比较，我国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是显著的。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从开始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经过几十年，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个过程我们始终扣住一条主线，就是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的要求；实践也证明，我们这些制度演变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之所以能够从不完备、不成熟逐渐的完善起来，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使得我们有更加充分的制度自信，重要的根据就是我们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推动了生产力极大的解放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总量差距（从2012年的54%左右上升为2021年的74%左右），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反贫困奇迹（2021年），等等。我们现在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使得我们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新的历史进程。尽管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目标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均形成了新的内涵和演变，但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方位，把握我国仍然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制度、基本方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根本原则，不忘初心使命，根本转变发展方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规律要求，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正是因为遵循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将更有制度自信。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六中全会明确的“两个确立”思想指引下，我们能够把握住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不可逆转的伟大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从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刘伟

编辑：王斯禹

审核：郑杰欣